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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高光时刻：尼赫鲁为何押注万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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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drea Benvenuti，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副教授。
来源：Andrea Benvenuti, “Nehru’s Bandung moment: India and the convening of the 1955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India Review, Vol. 21, No. 2, 2022, pp. 153-180.
导读
1954 年夏，印尼突然向亚洲邻国抛出召开“亚非会议”的设想。彼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并未把这一倡议放在心上，他对由宗教、制度、殖民经历迥异的国家坐在同一张桌子能谈出什么成果深表怀疑。然而短短数月，他却亲自把这场会议推上日程，并让它在万隆落地生根。多国新解密档案显示，这一急转弯既关乎道义，也充满精算。表面上，尼赫鲁不想让“不结盟伙伴”印尼在国际舞台上失面子；更深层的焦虑则来自美国：SEATO（“东南亚条约组织”，简称东约）的成立、巴基斯坦投向美国怀抱，让印度忽然发现冷战正贴着本国边境逼近。同时，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表现出的克制与务实，为尼赫鲁描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供了难得的杠杆，他决意把新中国拉进多边框架，在美苏之外凿出一条“和平区域”的第三条道路。
万隆会议短期内似乎兑现了这场豪赌：中国第一次走出外交孤岛，印度则披上“亚非领航者”的光环；会议通过的十项原则，也在随后几年成为亚非国家互动的行事准则。但好景并未长久：中印边境争端持续发酵，最终在 1962 年战火中爆裂，“第三条道路”瞬间溃散，尼赫鲁赖以自豪的不结盟构想被现实撕得七零八落。历史提醒在今天的大国竞争夹缝中寻求战略自主的中等强国：第三条道路固然能撬动新的外交空间，却也可能随地缘、利益的瞬息变化付出高昂代价——豪赌之前，先算清筹码与底牌。引言
独立后的二十年间，印度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总理尼赫鲁坚信这个国家理应在国际社会获得重要话语权。在尼赫鲁的领导下，印度常以新独立的亚非国家代言人身份发声，并在冷战对立阵营间充当调停者。在履行这些角色时，尼赫鲁既受道德准则驱动，也是基于对印度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考量。
在尼赫鲁看来，不结盟政策将通过使印度能够“避免卷入大国冲突”、专注于国家建设、快速工业化和社会发展。尼赫鲁的这些想法在1955年4月首届亚非会议中得到集中体现。通过促成这场会议，尼赫鲁试图在尖锐的两极格局中开辟“第三条道路”，并为印度构建既能巩固外部安全又能推动内部发展的战略框架。
在重新审视印度在1955年亚非会议召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时，本研究试图回答三个核心问题：为何尼赫鲁会支持一项从一开始就充满困难的印尼外交倡议？他期望从中获得什么？最终又实现了哪些目标？本文将尼赫鲁的能动性、目标与利益置于会议筹备过程及其成果塑造的核心位置，在此框架下，本文提出：对尼赫鲁而言，万隆会议主要是对务实外交政策考量和突发性安全关切的回应。换言之，这位印度领导人并未将其视为全球政治激进变革愿景的初现端倪，而是逐渐将印尼主导的会议视为构建更安全稳定区域秩序的契机。
然而，在推行其地区议程时，尼赫鲁将政治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的方式难以简单归类。具体而言，本文认为，与普遍将尼赫鲁视为亚非国际主义与反殖民主义支持者的认知相反，在1954年春末夏初，尼赫鲁并未重视印尼召开亚非会议的倡议，对这个由历史背景迥异的国家组成的异质性会议能达成什么成果心存疑虑。但1954年秋，多重考量促使他转变态度：其一是顾及印尼政府的颜面；其二是对美国亚洲政策的深切忧虑——特别是华盛顿筹建东南亚防御联盟的举措；其三是认为中国激进外交政策明显转向温和。面对地区紧张局势可能再度升级的威胁，同时抓住中国方面明显克制的外交态势，尼赫鲁最终动用印度的外交影响力支持了印尼提案。他的核心目标是推进其“和平区域”的构想——这一构想以所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行为准则为支撑。通过支持邀请中国参会，他希望促使中国承诺践行这一愿景，结束其国际孤立状态（他认为这种孤立导致了中国的革命行为），并缓和印中边境局势。最终，他认定这场会议也可能成为讨论亚非世界关切议题的绝佳契机。
然而，尼赫鲁的“万隆时刻”注定昙花一现。短期来看，万隆会议似乎推动了印度政治战略利益的实现，但从长远考量，其收益却颇值得商榷。事实上，印度不仅未能争取到中国对其区域构想的承诺，尼赫鲁本人也对亚非主义及其高调的反西方论调日益幻灭。
通向万隆之路
在1954年的科伦坡会议上，印度、缅甸、锡兰、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国总理举行会晤，讨论法国在印度支那地位迅速崩溃引发的紧张局势。1954年3月，美国呼吁采取“联合行动”对抗共产主义侵略，并于两周后正式提议建立一个区域性防御协定，旨在联合那些希望阻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进一步扩张的国家。这一外交举动引起印度在内的多个亚洲国家的警觉，担心美国正准备“以印度支那为例与苏联和中国进行实力较量”。
五国领导人在印度支那中立化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重大议题上均存在分歧，共产主义问题使科伦坡会议陷入两极对立，但五位领导人仍通过了一项旨在实现印度支那停火的六点计划。峰会期间，印尼主张应召开“范围更广的会议，不仅包括亚洲国家，也要涵盖非洲国家”。印度的回应非常审慎，其他三国同样表现冷淡，但最终仍接受了提案。
1954年间，尼赫鲁逐渐认识到印尼在印度地缘战略中日益提升的重要性。印尼与印度、缅甸共同构成“和平区域核心”，即冷战集团间奉行不结盟与和平共处原则的中立缓冲带。自1950年代初起，他便一贯主张建立“和平区域”，视其为超越冷战对抗、确保地区稳定的最佳方案。而鉴于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和中国决定炮击金门以及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升级这两大关键地区事件，尼赫鲁最终决定支持印尼的提议，认定亚非会议或许可以为印度提供“一个反击美国结盟政策的便利平台”。随后，尼赫鲁逐渐将这场印尼主导的会议打造成其地区外交的核心举措。
尼赫鲁和亚洲冷战的深化
1954年间，尼赫鲁对印度日益恶化的战略处境愈发警觉。其对于美国政策的担忧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巴基斯坦与美国建立紧密防务合作，不仅直接威胁印度安全，还有可能打破印巴军事平衡，并使冷战“直抵印度边境”，同时在国内激化印度宗教矛盾及增加巴基斯坦军事政变风险。其二是美国组建东南亚条约组织，推动区域军备竞赛升级，制造区域国家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对此，印度希望让中国与其邻国（包括印度）达成一系列基于五项原则的联合声明，从而“消除亚洲小邻国对其扩张意图的猜疑”并“防止中国采取侵略态度”。而亚非会议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平台和契机。
尼赫鲁访华
随着印度日益倾向于借助中国来阻挠美国在亚洲的计划并使地区免受美国干涉，尼赫鲁原定于1954年10月对中国的访问被赋予了特殊意义。然而访华前夕，中国炮击金门，台海局势骤然升级，加之东南亚条约组织9月成立，加剧了尼赫鲁对地区安全的担忧，也强化了他的信念：无论是遏制还是孤立中国，都无法带来地区稳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尼赫鲁曾多次强调需要将中国纳入世界秩序，不仅是因为它作为被排斥者会更加危险，还因为他所构想的由印度和中国共同引领的亚洲格局需要这一安排。尼赫鲁当然没有护士印中之间的争议问题，但他仍期待中国的未来发展能够被引向不同的轨道。
秉承这一思路，尼赫鲁已通过把握中国方面对和平共处的支持，采取行动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10月尼赫鲁访问中国。在双方会谈中，尼赫鲁不仅成功获得了中国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和平区域”构想的承诺，还明显感受到印度如今在东南亚的政策立场更接近中国而非美国。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强化了他的信念：中国渴望和平，因而愿意作出妥协。鉴于印度和中国表面上有着相似的地区议程，尼赫鲁现在认为邀请中国参加印尼主办的亚非会议越来越有价值，有中国参与的会议将大大有助于巩固和平共处并超越冷战分歧。
茂物会议（1954年12月）
随着科伦坡五国就召开亚非会议一事逐渐接近正式决议，尼赫鲁于12月20日阐述了印度支持印尼倡议的核心目标，包括加强亚非参与国之间的合作，以及讨论共同关切的问题，如互惠贸易和“消除殖民主义”。然而尼赫鲁最重视的，是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纳入未来大会议程，并明确表示“将中国排除在外是'不可能的’”。
1954年12月28日至29日，科伦坡五国领导人在茂物商讨未来亚非会议的议程安排与参会国组成问题。关于是否邀请以色列和中国的问题引发了争论。穆罕默德·阿里提出邀请中国可能导致阿拉伯国家及泰国、菲律宾拒绝参会时，尼赫鲁与吴努坚持绝不能将中国排除在外。吴努认为没有中国参与的会议注定失败，他甚至威胁若中国被排除在外将拒绝出席。尼赫鲁向其他领导人保证中国渴望和平，无意颠覆其邻国。印尼无意疏远中国，选择同时支持印度和缅甸。锡兰最初反对邀请中国，最终选择妥协。最终，五位领导人同意邀请中国但排除以色列。
尼赫鲁在茂物会议上发挥了突出作用，其理念深刻影响了会议进程，最终公报主要体现了印度的观点与目标。但由于巴基斯坦的反对，公报最终避免直接提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公报还为即将召开的会议确定了目标和议题，但目标设定模糊，成员构成庞杂，亚非会议注定会成为一场高调空谈远多于实际成果的集会。五位领导人决定采用协商一致的决策方式，更无助于提升会议成功的可能性。
万隆会议（1954年4月18-24日）
1954年4月18日，首届亚非会议在万隆开幕，二十九个代表团齐聚一堂。总体而言，这些国家可分为三大阵营：约十个国家（锡兰、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和土耳其）展现出亲西方态度；中国与北越坚定站在共产主义阵营；其余如印度、缅甸和印尼等则持中立立场。埃及之外的非洲代表团对会议影响甚微，而少数阿拉伯国家——特别是黎巴嫩与伊拉克——采取了强硬亲西方路线，在会议进程中表现得极为活跃。
最终会议的内容被浓缩为发展国家间友好和平关系的十大原则，其中仅有四项与尼赫鲁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重合。尼赫鲁本人承认，五项原则实际上已沦为“争议焦点”。而在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坚持下，承认国家有权加入防御性联盟的原则——这一与尼赫鲁外交政策中立主义基础直接相悖的条款——被写入了最终公报，更是削弱了五项原则的道德权威。
尼赫鲁对亚洲的中立主义愿景并未实现，多个非共产主义政府都曾强烈发声反对共产主义。然而，印度和中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显著提升了他们在亚洲的声望，特别是周恩来努力消除了各国对中国和平意图的疑虑。尼赫鲁认为会议洋溢着“亲亚洲、亲非洲”的情绪，以及“亚洲独立自主、不再被欧美左右摆布”的觉醒意识，宣称万隆会议“首次清晰宣告了亚洲国家——尤其是——拥有不愿因他国观点或压力而放弃的独立个性与立场”。
最终，公报提及将举行下一届亚非会议，但印度态度消极，认为若召开会议，只会被成员国用来拉拢支持其私利。到1960年代初，尼赫鲁已对“不结盟伙伴充满戒心”，甚至对南斯拉夫和埃及筹办仅限于亚非不结盟国家的会议也态度消极。这种幻灭感源于多重因素：既担心此类会议会激化中立主义者内部分歧，也反对印尼总统苏加诺等人鼓吹的激进亚非主义。随着印中关系恶化，印度更迫切希望阻止第二次亚非会议或其他可能有利于中国的会议召开。
结语
万隆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和平共处成为“与亚洲或非洲国家外交交流的标志，无论这些国家是中立的、倾向共产主义的，甚至与美国结盟的”。尼赫鲁阻挠美国组织集体安全体系并拉拢非共产主义亚洲国家参与反共斗争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中立主义在亚洲产生广泛影响。尼赫鲁还将中国带出孤立状态，使其成为“亚洲和平区域崛起的关键组成部分”。
可悲的是，随着1957年后中国外交政策发生转变，尼赫鲁的构想终被证明不过是一厢情愿。尽管其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和平区域为核心的战略短期内看似成功，长期来看却适得其反。他试图将中国束缚于自身区域愿景的希望不仅落空，到1950年代末，印中关系日趋紧张。1962年10月边境战争爆发时，尼赫鲁的中立主义和平共处政策彻底失效。
词汇积累
aide-mémoire
备忘录
high-sounding platitudes
高调空话
diplomatic expediency
外交权宜之计
charm offensive
魅力攻势
译者：王嘉琪，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专业。
校对 | 范昊晖 赵怡雯
审核 | 李源
排版 | 王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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